大明朝的读书人不读史书，也不完全是大明起的头，说到不读史，就绕不开一个人，那就是朱熹，这个朱程理学的圣人。
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有《春秋》是鲁国的编年史，也是春秋时候鲁国的国史。
而围绕着《春秋》这本国史也有补充、解释、阐发的传，也是儒家经典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。
朱熹认为《春秋》就够了，对于左传的态度是：左氏乃一趋利避害之人，要置身于稳地，而不识道理，于大伦处皆有错。
就是说《左传》的作者左丘明是个小人，他的每一个字都不符合三纲五常的大伦，都是错的，自此之后，春秋的三传也被完全开除了儒家经典的行列。
朱熹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，比如宋末元初的大文豪郑思肖，将这一概念从左传，延伸到了所有的史书之中，说：自《春秋》后，史笔不知大伦所在，不过纪事耳，纪事而不明正理，是者非伪者正，后世无以明其得失，诸史之通弊也。
到了这里还不算完，到了元时，将史分为“圣人之史”和“史臣之史”，圣人史就是《尚书》和《春秋》，元代儒生更加明确的指出：自有《尚书》，二帝三王之治，灿若日星，其余皆可以存而不论，不嫌于略也。自有《春秋》，二百四十年之行事，明如指掌，其余皆可以论而不议。
尚书和春秋是圣人的史书，就连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班固的《汉书》都被认为是帝皇王霸之迹，不值得一提，从《春秋》之后的史书，都不用读了。
这就是当下大明朝读书人，凡读书，先读论语、孟子、然后中庸、大学，再读尚书、春秋、礼记、诗经和周易，若未彻读四书五经，就读史，心中便没有权衡，多有疑惑。
别说大明国史的实录了，就是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之类的都不在必读的名单之上，更别提朱翊钧一直在学的算学了。
朱翊钧读史，张居正给小皇帝的教育中总是总结历代的兴衰与教训，告诉小皇帝有些事能做，有些事不能做，比如张居正就一直在反对小皇帝用重刑对付科道言官，这是大明的耳目之臣，大明重要的纠错力量，伤了耳目之臣，的确会伤到根基，这是以史为鉴的，历代明君，莫不是良言嘉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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